钱乘旦:建设中国风格的区域与国别研究

选择字号:   本文共阅读 106 次 更新时间:2020-02-11 11:32:3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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钱乘旦 (进入专栏)  

  

www.91234.com_【官方首页】-大地网投  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成立于2018年4月,按照学校要求,我们创办这份学刊,希望它在中国的区域与国别研究中收获一份果实。

   区域与国别研究在中国大地蓬勃兴起,起因于当今中国需要这个领域。当今的中国正在走向世界,但走向世界必须了解世界。由于各种原因,中国对世界的了解却非常不足,这不仅阻碍了中国自身的发展,也阻碍了中国对世界的承诺,即中国要为世界的共同发展做出贡献。

   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出现,从一开始就服从于时代的需求。它是了解世界的一个窗口,通过学术钻研,强烈体现现实的需要。

   所谓区域与国别研究,就是对其他国家、域外地区做研究。www.91234.com_【官方首页】-大地网投早期欧洲列强占领殖民地,统治这些地方,它们需要了解这些殖民地,于是就有人专门关注这些地方,研究各种问题。最早的“区域与国别研究”(Area Studies)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,所谓的“东方学”“埃及学”之类,就是其结果。早期研究的成果以英国、法国最显著,原因就在于这两个国家曾经占有最广大的殖民帝国。虽然在那个时代,并没有“区域与国别研究”这个概念,但研究领域的特征却已经开始显现了,其中一个重要特征,就是跨学科性。它不属于某一个特定的学科,而是多个学科共同的努力。比如民族学、人类学、宗教学、语言学、博物学等,都可以在这个领域中施展其研究才能,并且得到充分的成长。西方对世界的整体性研究,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。

   “二战”结束后,面对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,以及美国称霸世界的需要,区域与国别研究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正式在美国登场,并很快传布于西方学术界。其时代背景非常清楚,就是西方国家需要了解那些地区、了解新独立的国家。www.91234.com_【官方首页】-大地网投了解的意图是制定新战略,以应对一个全新的世界。“区域与国别研究”在美国得到最充分的发展,其原因正如18、19世纪殖民地研究在英、法两国最为盛行。如同18、19世纪的英、法两个国家,20世纪美国的区域与国别研究也是跨学科的研究,美国那些最著名的区域与国别研究中心(如哈佛大学的东亚研究中心,即费正清中心)都是针对某一地区或某个国家做跨学科、综合性研究的学术基地,其成果涉及许多领域。涉及领域越全面,成果就越突出,越能把一个地区或国家的各种情况说清楚、摸透彻,形成立体性的研究结果,由此体现这个基地的学术能力和研究水平,引起社会的高度重视。

   因此,二战后出现在美国(以及整个西方学术界)的“区域与国别研究”,其新颖之处不在于开辟了一个新“学科”,而在于组建了一个新平台。在这个平台上,各学科(包括人文、社会科学甚至理、工、医、农)只要有共同的研究对象(指地理对象,即某个国家或地区),都可以互相配合、互相支撑,共同对这个国家或这个地区做研究,最终拼出一幅关于这个国家或这个地区的“全息图”,达到为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知识和学术基础的目的。

   我们有些人认为区域与国别研究应该是一个学科,为此应不懈努力。这种想法只有在中国存在,因为中国实行一种严格的“学科制”,没有“学科”的支撑,一切都不存在,所谓“皮之不存,毛将焉附”。www.91234.com_【官方首页】-大地网投我理解其中的考虑,也明白“学科”对每一个研究者的意义。不过区域与国别研究确实不是“一个”学科,它只是一个领域。如果区域与国别研究是“一个”学科,那么它的边界在哪里?由于这个领域的涵盖面确实太大,几乎没有边界,因此如果把它确定为“一个”学科,它几乎可以囊括所有的知识领域。就研究对象而言,“区域与国别研究”所涵盖的各知识领域只有一个共同之处,即共同的地理对象——某个地区或某个国家。顺便说一句,许多人把“区域与国别研究”等同于“国际关系”,仿佛它是又一个“国关研究”。这就把“区域与国别研究”的范围大大缩小了,“区域与国别研究”可以为“国际关系”提供广泛而坚实的知识支撑,没有这些支撑,“国际关系”很难取得深入而有洞见的成果。但“区域与国别研究”比“国际关系”范围要大得多,与“国关”相比,它是一个基础性的知识结构。

   尽管如此,考虑到“学科”在中国的重要性,我并非决然反对建立某种形式的新学科的尝试,虽说就“区域与国别研究”本身而言,它绝不是“一个”学科。如果要尝试建立某种形式的新学科,那么它应该是一个“跨学科”的学科。我国现行学科体制中已经有“交叉学科”的概念,而且在理工科范围内已经相当普及。那么“区域与国别研究”作为一个“交叉学科”也是可以存在的,不过它的前提是:任何以“区域与国别研究”身份来申请“学科”的实体部门(如学校、研究所等),必须有一定数量的多个学科(比如十个以上不同学科)的研究力量存在,而且都从不同领域对某一特定地区或特定国家进行学术研究、形成共同对象,并有所成就。如果不设严格的前提条件,区域与国别研究这个“学科”的含金量就会降低。

   在中国,对外国的研究早已存在,20世纪60年代曾在多个高校设立过一批研究机构,旨在研究外国问题,比如美国研究所、非洲研究所等。但限于种种原因,当时的主要工作是翻译资料,而且在“文革”开始后基本上停顿下来。改革开放后,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,其中包括多个外国问题研究所。各高校也培养了一批研究外国问题的师资力量,拿出了一批研究成果。但从“区域与国别研究”的角度看,迄今为止有明显的弱点,致使它很难向深度发展。

   首先,这些弱点表现为研究力量分散。在高校,研究力量分散在各院系、各学科。比如研究美国问题的师资分散在历史系、外国语言文学系、国际关系学系、政治系、法律系、教育系等,其研究定位分属历史、外国语言文学、国际关系、政治、法律、教育等诸学科,各有标准,各寻方向,没有办法把所有这些研究都指向一个共同的目标即“美国研究”。结果各学科相互隔绝,声息不通,难以形成一股合力,也无法把美国作为一个完整的对象进行研究。这种情况在科研机构的下属部门中也大体如此,并且因受到编制限制,很难做到多学科合作。

   其次,研究对象分布不均,专业人员严重不足。国内研究外国问题,长期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,比如美、英、日等,对法、德、俄的研究就少了很多,北欧、南欧几乎没有。对发达国家尚且如此,欠发达地区则处处是空白,像印度这样重要的国家,国内很少有专门的研究人员,更不要说柬埔寨、不丹、马拉维、洪都拉斯这些地方了。当中国走向世界,尤其是提出“一带一路”倡议时,问题就变得非常紧迫了。

   第三,语言能力欠缺,制约了研究的能力。相当一部分研究者用英语进行研究,当研究对象是英语国家时,问题尚不突出;对非英语国家而言,问题就相当大。试问:如何能够用英语研究拉美、中东、东欧或北欧,更不要说非洲或中亚?即使像印度、肯尼亚、马来西亚这些地方,曾经是英国殖民地,目前也以英语作为官方语言或通用语言,对它们仅用英语进行研究也是不够的,因为民众仍旧使用地方语言,没有当地语言的能力,就无法了解深层的情况。

   第四,介入区域国别研究领域的学科不多,即使有介入,程度也不深,多数浮于表层。前面说过,区域与国别研究是对某一地区、某一国家作全方位的了解和全面的研究,几乎各学科都有介入的空间。可是我国目前的形势是,很少有人类学家做某一国家或地区的人类学研究,很少有社会学家做某一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学研究,环境科学家很难去做湄公河流域的环境问题研究,能源学家未必去做中东地区石油资源考察,农学家大体上不会研究阿根廷或乌拉圭的农业问题,而这些研究对“一带一路”倡议而言已经越来越重要了。有一些学科确实有研究外国问题的传统,如政治学、法学等。但即便如此,其研究课题也大体上停留在宏观层面,很少深入微观层面。比如,外国人对中国知名科技企业的情况研究很细,而我们对国外知名企业了解多少?再比如,国内关于外国政治制度的书出了不少,可是能够清楚阐明美国的各种权力机构(例如国会)的运作机制或相互关系(比如上级法院和下级法院之间的关系)的又有多少呢?如果对这些问题不能说清楚,我们就不能说对美国有深入的了解。对美国的研究尚且如此,对其他国家呢?

   由此引申出第五个欠缺:做区域与国别研究,需要一头扎进研究对象国,沉入当地社会,深深扎下根。了解和研究一个国家(或地区),最重要的是了解那里的人,了解他们的思想和生活方式,为此,就要到那里去生活,尽可能融化在那个社会中。这是很难的,也是我国的区域与国别研究最缺乏的。上述提到的几个弱点,在很大程度上都与这个缺点分不开。现在许多研究,要么看看书,要么看几张报纸,而且多数是英文书或英文报纸,这样的研究既不接地气,语言上又隔了一层,要靠别人的研究来做研究,很难体会到真实的情况。因此,要推进中国的区域与国别研究,使其真正攀升到国际水平,就要从培养研究者开始,培养出一批在对象国有长期生活经历(至少是经常往返的经历),又有坚实学科基础和学术功底的人。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,但千里之行,始于足下。

   在中国,严格意义上的区域与国别研究刚刚起步,因此种种不足在所难免。如何才能建设出具有中国风格的区域与国别研究呢?显然应该从填补不足入手。在所有的任务中,人才培养是重中之重,像弥补语言不足、扎根对象国生活、调动更多的学科参与研究等问题,都有赖于新的人才的培养。有了人才,才会有区域与国别研究的真正勃兴。然而,人才培养又有赖于顶层的推动和制度的跟进,这些是决定性因素,没有意志和决心以及相应的各种配套支持,区域与国别研究是很难自行发展的。二战以后区域与国别研究在美国起步时,政府曾起过主导作用,因为当时的美国急需这个领域。现在的中国也迫切需要这方面研究,因此,在建设中国风格的区域与国别研究时,政府的作用不可或缺,而依靠我们制度的优越性,一定能把这个作用发挥好。

   《区域国别研究学刊》由北京大学创办,北大愿意在区域与国别研究方面探索前行,寻找前进的方向。这份学刊,意在提供一个跨学科的平台,让不同背景的学者在这个平台上演绎研究的成果。我们提倡深耕的、专题性的研究路径,从不同学科、不同角度就某些问题提出见解。学术争鸣是我们的方针,服务时代、服务国家是我们的宗旨。我们希望这份学刊能够成为区域与国别研究的一个瓜果园,大家都来种植,大家都来收获,谢谢大家!

   【本文系《区域国别研究学刊》(第一期)发刊词,又发表于《光明日报》2020年1月6日第14版。作者钱乘旦,系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,博雅讲席教授。】
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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